“厅官不授荣誉”是常识的回归 宁夏回族自治区日前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奖励工作的意见》，其中规定，在一项奖励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不得超过奖励总人数的30%，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授予荣誉称号。根据意见，宁夏今后的行政奖励将面向基层，尤其向工作一线、生产一线倾斜。同时，妇女和少数民族同胞应占有一定比例。(4月22日《京华时报》) 观察这一文件，不难窥见，它正在表达一种有倾向性的态度：那就是行政奖励应该远“高官”而亲“普通百姓”，荣誉称号的授予，更应该表达其本身的“激赏”意义。这些无疑是多重常识的回归。 首先，该举动其实隐藏着一种朴素的价值判断：行政权力和社会荣誉应该保持恰当的距离。从常理来说，即便是厅局级干部，倘若其作出了卓越贡献，也是不应该将其拒之于奖励门外的。但于现实中，此种常理却常常被异化：一方面，许多高官本身就手握重大权力；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一些行政奖励和荣誉称号的评定人，至少也可对评定过程施加影响。原则上将厅局级以上领导排除在外，正是在建立一种清晰的利益回避机制。
此外，这一举动还体现了荣誉激励的“边际递增效应”。高官自身就是拥有众多资源的人群，此时，就算给他们再多些“奖励”，也只能是“锦上添花”。而于普通社会公众却不一样，他们正处于“边际递增效应”的空间里，此时的行政奖励与荣誉称号授予，既会表现某种尊重，也会衍生更大的激励效应。 我愿意为宁夏“厅官不授荣誉称号”的系列举动击掌，希望它们能够衍生涟漪效应，让任何有可能染指行政奖励评选和荣誉称号授予的官员，都被阻步于领奖台。当然，更希望从前置性的制度约束发力，达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没有宁夏类似的规定，不合格的官员也不会轻易地站在领奖台上。这是比单一的“禁止”更重要的外在力量，它需要更大程度上的利益切割。(王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