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性把理性降低为工具理性，把科技与人文割裂，西方所有的“现代病”因此产生。

　　传统智慧不仅可以作为科学和技术明智而有灵性的老师，还可以帮助科学家学会在当代社会中起积极的作用。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它拥有世界上不间断的最古老文明。并且，中国的变化速度非常之快。每个月，中国都会启动一个影响成千上万人的新的重大项目。正是中国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速度给了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的勇气。”美国克莱蒙林肯大学常务校长菲利普·克莱顿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如是说。

　　众所周知，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极其复杂，中国何以有足够的智慧在世界范围内找出应对办法？克莱顿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我不能说什么是‘最好的’，但我可以描述那些在西方已经被证明是‘做错的’。我很乐意看到中国能够避免西方犯过的这些错误。 ”

　　克莱顿认为，西方现代性的最大错误肇始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它强调个体高于社会、分析高于综合、分解研究高于整体研究、价值中立研究高于包含人类价值尺度的研究。在这样的价值导向下，西方现代性把理性降低为工具理性，把科技与人文割裂，西方所有的 “现代病”因此产生。而西方的许多大学恰恰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之上的。那里，正是西方领导人的摇篮。由此，克莱顿教授指出，能否培养出一批 “适应后现代文明时代要求的领导者”，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否避免西方现代性错误的关键。

　　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工作期间，克莱顿都曾遇到过一些 “不能进行团队合作”的科学家。他们常常希望能够独立，彼此之间相互争斗。当一些科学家只为自己着想的时候，很多 “不道德事情”就更容易出现了。比如，歪曲数据。又如，一些研究在没有检验结果的情况下就将结论迅速出版。他们为研究而研究，将自己对知识的追求放到了对人类共同福祉的追求之上。由于这样的事在西方的研究机构经常发生，给很多大的研究机构造成了许多问题。 “人类则在这一进程中受到了伤害。”克莱顿说。也正是这些经历，让克莱顿坚信，伟大的科学家必须在大学接受两种教育，一种是科学与技术的教育，另一种是人文精神的教育。

　　科学告诉我们，生物数量的减少使得生态系统变得愈发脆弱，但仍旧需要精神与美学的训练，才能使我们领略到大自然内在的美丽，以及更深刻地懂得我们身边的世界；医药科学可以延长我们的生命，但古老中国的文化传统——孔子、老子、墨子——可以帮助人们明白生命的本质；科学给了我们设计城市、建筑物与道路的工具，但要建设一个市民幸福的城市，则需要智慧。克莱顿认为，“人文传统对于人们的基本需求有深层次的了解。我们只有懂得了这些社会性需要，才能建设更加繁荣的城市。 ”

　　在分享了自己的高等教育体会之余，克莱顿又坦言，当下中国面临的情况的确比西方更复杂， “对中国人来说，诱惑很多”。在西方，许多国家都已拥有强大的实力和财政保障，人们渴望更加舒适、轻松的享受型生活。因此，能耗和浪费增加，消耗比率激增。但今天的中国拥有超过13亿人口，如果单纯效仿西方的发展道路，如果只是追求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那么，对中国乃至整个地球的生态都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这就是今天的世界如此关注中国如何做抉择的原因，”克莱顿说，“但如果中国能致力于推进建设一个 ‘生态文明’国家，那么，中国就有可能跳过西方过去200年间在发展进程中所犯的错误，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的后现代文明国家。”

　　“在接下来的20年中，中国将是一盏明灯，照亮世界，给所有国家展示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和生态文明。”克莱顿认为，在这一努力的过程中，中国有巨大的传统文化资源可以使用。而这些不断积累而成的智慧成果，会融合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不仅适用于未来的大学教育，也适用于未来的企业、服务业和政府决策部门。

　　在克莱顿看来，社会需要科学和技术来为人类和星球扮演一个仆人的角色，但科学和技术也可以从传统的精神世界中学习伦理和价值观。他认为，儒、释、道都是倡导抵制自私、为整体利益服务的。这些传统智慧，“不仅可以作为科学和技术明智而有灵性的老师，还可以帮助科学家学会在当代社会中起积极的作用，达到物质与精神的平衡”。(记者 柳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