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华都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主办的“首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于日前在京举行。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在峰会上指出，过去30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流动过程。而城镇化从国际经验来看，它可能越是离开传统的农业，发展现代的工业商业，资源和人口在空间上相对就会更加集中。

　　今天的城镇就是将农民转成市民，而市民具有很高的流动性、自主性，很多城镇是管理自治的，是自成一体的，改革开放以后，允许劳动力流动，致使中国19%的城镇化率到去年提升为51%。如此高的增长率，原因之一就是经济自由。而所谓的经济自由不仅仅是劳动力自由流动还有企业创业的自由、交易的自由。而人们都愿意聚集到人口密集的城市去是因为集聚密度就可以提高收入，因为分工细化了。分工深化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基础，这大概是集聚带来的明显的好处。

　　另外，单位土地面积上更多人、更多经济活动在一起，信息成本很低。人的来往频率非常高，所有的活动和维持这些活动的组织和制度成本可以下降。而同时，人口聚集地需要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而高密度的城市体，实际上可以节约基本建设的投资。

　　据数据显示，我国城市化率不高，工业化率很高，工业化率是指GDP中工业化占的比重，中国2012年城市化是50%以上，工业化率差不多47%，我们有一个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问题，很多资源进入工业，但是配置还有改善的余地，这个改善就会刺激中国经济活力，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所以我国就有一个产业重组的机会。

　　而另一方面，人口聚集到一起会面临很多挑战：首先，劳动力流动自由了，但相应的权利和福利分配跟不上，比如户籍、土地以及应该得到的医疗和养老等保障等。这是一个支离破碎的、非常地域化的问题。安徽某县农民的有关福利，水平很低，尽管当地财政有保障，但他一流动这个保障就要大打折扣。所以劳动力流动相对充分，但是一个劳动力要变成生产力，不是自己身体过去就行了，还有相应东西跟他配套。其次是大量移民引申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投资。第三，城市化是在较大国土范围内完成的资源在空间分布的优化，但我们是行政隔开的体制，例如财政是一个地方政府财政本位，县、镇的范围内搞区划优化，每个县城、每个省城都在搞城镇化，一些地方是大量经济项目要上马，现有体制导致地方财务具有风险，投资效率的风险可能就连带起来了。(记者 何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