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王海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江飞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市场与投资研究室副主任）李朝阳（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四川飞阳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省委经济工作暨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高端现代产业，深入实施七大优势产业培育发展方案，积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我省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2013年占全省工业的份额有望达到14%；2014年如何进一步领跑，成为全省产业发展的“先头部队”？

  　  转方式、调结构新兴产业能发挥挤出效应

    　记者：有人提出，“不能只是从拉动GDP角度看待新兴产业”，这话该怎么理解？

   　 王海林：我省提出坚持调存量与扩增量并举，主要在扩增量中调优结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恰好可以推动存量与增量的变化。作为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既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它将以其特有生命力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点，成为我省产业兴省的先头部队和先导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发展。

    　江飞涛：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身是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也可以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发展，我觉得后者的作用对四川更重要。四川创新驱动的模式应借鉴德国经验，即以新兴的先进技术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的发展，将传统产业发展成为高端的先进制造业。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四川传统产业转型发展，对于解决四川的就业，对于四川的长期稳定发展，四川制造业在国内、国际上形成竞争优势，都具有重要意义。

    　李朝阳：转方式调结构，怎么转、怎么调？这就呼唤新的产业站起来。新兴产业在市场竞争中能够发挥挤出效应，促进淘汰落后产能和产品。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让经济发展走上质量和效益更高的发展轨道。

    　集成创新、协同创新可分担风险获取更大市场

   　 记者：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了各地的充分重视，四川该怎么做？

  　  江飞涛：多数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热衷于扩大生产规模，创新研发投入不足。四川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更注重能力建设，特别是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精益制造能力，产业部门与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能力。核心技术的突破，往往需要众多其他技术的配合、支持，甚至要求关键配套技术有突破性进展。

   　 王海林：集成创新、协同创新是必不可少的。通过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进一步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进行突破。2013年我们就以引导组建产业联盟、建设产业示范基地为重点，推进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建立长虹智能电视产业联盟、九洲空管系统产业联盟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联盟的基础上，又新组建了数据中心产业联盟、卫星导航产业联盟输送装备和钨钼及硬质合金等新的产业联盟。

  　  李朝阳：企业抱团，在更加精细化的分工下，不仅能够分担市场风险，更能够让企业在细分市场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去年底我公司建成全国唯一的平面光波导晶圆流片厂，我们希望以这个平台吸引更多的高校、科研院所一起合作，共建产业化平台。但是我也注意到，不少高校对这件事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尤其是科研经费充足的名校。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涉及到科技创新体制改革。

    　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定位于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记者：市场要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政府又应该怎么作为呢？

    　王海林：必须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政府不能“大包大揽”。开拓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角只能由企业来担当，政府应当定位于建立强有力的纵向领导体制和各部门高效联动的横向协调机制，营造有利于资源要素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效配置的良好市场环境。要在改善市场环境上下功夫，增强市场主体对科技创新成果的吸纳和运用能力。我们正在对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定发展“路线图”和“时间表”，希望从市场端需求、用管理学原理来给产业发展、尤其是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突破设定突破的时间节点，让政策和资金的支持能够更加到位。

   　 江飞涛：政府的政策和行为边界，不但需要着重考虑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需要充分考虑新兴产业的基本特征。新兴产业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正外部性。比如，组织的高度不确定性，表明试图挑选出特定企业加以重点扶持是不合适的；需要配套技术，这就要求科研体制、国家创新体系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协同能力。政府应“有所不为”，避免直接干预和替代市场；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往往会带来商业模式、组织模式等的改变，原有的某些制度安排可能成为发展阻碍，这就需要政府“有所为”，调整相应制度安排，扩展市场的作用范围，顺应新兴产业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