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九成受访企业高管认为与政府搞好关系重要
 
　　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以及经济增速放缓的问题，因此，在中国经营的本土企业及外资企业都必须调整商业战略，以适应新的商业环境。日前发布的“2013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国商务调查”，通过对1214位中外企业高管的问卷调查，验证了这一趋势。
　　本次调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范悦安教授、许斌教授和周东生教授联合开展，共有1214位高管参与，其中768位来自本土企业，446位来自在华外企。这些高管中有539位是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总经理或企业所有者，388位是企业的副总裁、副总经理或者总监，其余则来自其他职能部门。81%的受访高管来自中国大陆，3%来自中国台湾、香港或者澳门地区，16%来自其他28个不同国家。大部分受访高管（92%）拥有10年以上工作经验，拥有2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高管比例也占到40%，有17%的高管为女性。
　　就受访的企业来说，31%的受访企业为中国民营企业，16%为中国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10%为中国非国有股份制企业，9%为中外合资企业，其他为外商独资企业，或外商代表处、分公司。
　　受访的大部分公司销售收入呈现增长，利润却有所下降。
　　90%的受访高管认为与中国政府搞好关系对其企业重要或者非常重要，中外企业的情况都一样。有53%的外企宣称在中国为了维系关系投入的资源比在本国市场多。
　　企业对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的服务的满意度不高。样本中大约有一半本土企业认为政府服务不力，表示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只有10%的企业表示满意。
　　企业对中国政府和法律环境的主要顾虑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不清晰，并经常变动、政策调整以及腐败。
　　不过，本土企业和外企的看法略有不同。外企一般不熟悉中国的法律法规，因此，“法律法规不清晰，经常变动”对它们来说是比较大的顾虑（61%），而“腐败”则位于第二（45%）。
　　对本土企业而言，最大的顾虑是“宏观经济调整”：46%的本土企业将其列为主要顾虑，这个比例在外企中为37%。究其缘由，或许从全球环境角度来看，很多外企感到中国的政策调整与欧洲或者美国的相比还是要温和许多。
　　“法律法规不清晰，经常变动”是本土企业的第二大顾虑，说明这在中国市场上即使是本土企业也会因政府的政策问题而为之头疼。
　　各地对中央政府政策执行不一也是企业的一个顾虑，这个问题影响了本土企业和外企向中国内陆扩张。
　　被问及腐败问题时，绝大部分企业（83%）认为腐败在中国是个问题（比较严重或非常严重）。然而，当被问及自身行业内的腐败时，认为问题严重的受访者人数少了大约一半。中外企业的情况相同，与往年的调查结果也相同，大多数企业认为2012年行业内的腐败问题与2011年相比没有什么变化。
　　有关腐败问题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相较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认为总体腐败以及行业内腐败的影响都没有那么严重。
　　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激烈竞争可被视为主要竞争威胁。中国本土企业认为竞争对手的优势是品牌和市场营销能力，外企则认为竞争对手的优势是低成本和关系。
　　本土企业和外企都认为中国市场上竞争激烈。86%的企业（高于去年的80%）认为它们在中国市场上要面对激烈或者非常激烈的竞争，仅有2%的受访企业认为竞争不激烈。
　　多数受访高管尤其是本土企业的高管指出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为中国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是本土企业的第二大竞争对手（43%），而外企将外商独资企业（62%）列为第二大竞争对手。
　　当被问及竞争对手有何优势的时候，本土企业与外企的看法不同，非常有意思。本土企业提及的竞争对手三大优势与产品和服务以及营销方式相关：“品牌认知”（47%）、“营销与销售”（39%）、“产品”（36%）。外企则认为竞争对手在“价格”（44%）、“政府关系及其他关系”（44%）以及“成本优势”（42%）方面强过自己。“不道德行为”被28%的受访外企和14%的本土企业视为竞争对手的优势之一。环保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在中国显得日益重要，外企认为它们在工厂采取了更严格的环保政策，因而增加了产品的成本。
　　“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越来越强”是大约三分之二的受访企业面临的最大难题，接着是“不公平竞争”和“国有企业拥有的不公平竞争优势”，不过选择后两者的人数不到1/3。值得一提的是，26%的受访外企认为法律监管不力，只有16%的本土企业这样认为。
 
外企在华投资预算未来三年增长40％
 
据悉，华南美国商会２月２６日发布《２０１３年华南地区经济情况特别报告》及《２０１３年中国营商环境白皮书》显示，虽然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但相当数量的在华外资企业正逐渐走出阴霾，其投资预算呈现增长趋势。虽然受访企业２０１３年的预算额仅略高于２０１２年的统计数据，但企业未来三年的预算增幅高达４０％。
　　华南美国商会拥有２０００多家企业和个人会员，由其编撰发布的年度中国营商环境“白皮书”和特别报告被许多外资企业视为观察中国的“另一双眼睛”。
　　“用一句话来概括最新的调查结果，那就是外资和私营企业对中国新一轮的经济改革十分赞赏，认为这将激发中国大量小型企业的创新潜力。”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赛亚丁说。
　　今年是华南美国商会连续第九年发布《中国营商环境白皮书》。今年参与调查的企业共计４２５家，涵盖了各种类型及规模的企业。今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逾８０％的受访企业主要向中国市场而非其他海外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这一比例比去年提高了１０个百分点。
　　调查还显示，９５％的受访企业表示企业已经实现盈利或将在未来三年内实现盈利。在表示“已经实现盈利”的企业中，有近４０％企业表示尚未达到预期。
　　“和２００１年只有２３％的外资企业依靠中国市场相比，外资企业在华的生产经营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而在２００６年，大部分外资企业还是依靠出口盈利，中国扩大内需的努力成效是显著的。”哈利·赛亚丁说。
　　报告和“白皮书”说，调查显示，有近９０％的受访企业认为中国华南地区的营商环境“好＼可接受”、“非常好”或“优异”。同时，有近４７％的受访企业认为华南地区营商环境较过去１２个月有所改善，但也有２３％的受访企业认为营商环境恶化。
　　在表明企业投资欲望复苏的同时，调查还显示，９５％的受访企业表示企业已经实现盈利或将在未来三年内实现盈利。在表示“已经实现盈利”的企业中，有近４０％企业表示尚未达到预期。
　　调查同时披露了外资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的主要忧虑。报告说，当被问到公司运营的外部挑战时，受访企业将“通货膨胀加剧　”、“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列为公司未来运营的两大担忧。同时，有相近比例的受访企业认为人民币升值亦将对公司未来运营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调查显示，外企对中国市场经济法制环境的满意度不高。哈利认为，这清晰的表明，商界普遍认为中国仍需要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乐施会炮轰全球十大食品公司“不尽责”
 
国际著名的非政府组织“乐施会”于2013年2月26日发布报告指出,理论上说，当今世界的粮食产量足以养活地球上所有的人。但现实中，全球每晚却有近9亿人饿着肚子睡觉，其中80%是提供农产品的农民。报告并认为英联食品（ABF）、可口可乐、达能、通用磨坊、家乐氏公司、玛氏食品、Mondelez国际（前身为“卡夫食品”）、雀巢、百事公司及联合利华这世界十大食品公司均未能利用自己强大的力量来协助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食物体系。
　　这份名为《品牌背后》的报告指出，一百多年以来，世界最大的几家食品和饮料公司获取巨额利润依赖于发展中国家便宜的土地和劳力，农民的生存状态却没有根本性改观。虽然十大公司全部认为需要一个更为公平的食物体系，并已经为此做出承诺。但评估显示，这些公司当前都未能在其政策中采取必要的步骤，以确保为其生产产品的农民获得美好生活，而是继续利用已破损的、本应被公司修复的食物体系来谋利。
　　通过评估公司公开政策得出的结论包括：这十大公司均未能实施适当的政策，保护供应链上的当地社区的土地和水资源免遭掠夺。比如，十大公司都采购棕榈油、大豆和糖，这些商品通常都种植在发展中国家的种植园，其中发生的土地侵权行为猖獗。这些公司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防止这类土地掠夺。
　　这些公司也未采取足够的措施大幅度削减农业温室气体排放，而后者导致的气候变化正在影响广大农户。与大型食品公司有关的农业所产生的排放量通常占到总排放量的50%以上。只有Mondelez（卡夫）、达能、可口可乐、联合利华和玛氏公司五家公司测量和报告了与其产品有关的农业排放量。只有联合利华公司承诺：到2020年，将其整体的温室气体足迹减半。
　　并且，多数公司未向小农户提供公平参与供应链的机会，也没有公司做出承诺保证小规模生产者享受公平的价格；只有极少数采取了行动来消除自身供应链内对女性小农户及工人的剥削。参与报告发布会的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国代表Mr.Percy W.Misika表示，一些受雇于农场的季节工人处境十分艰难。
　　同时，报告指出，由于这些公司对自己的农业供应链过度保密，对供应商的信息披露极其有限，以致根本难以对其对农政策进行核实和监督。报告呼吁，这些大公司依据国际通行标准披露信息，增强透明度。
　　乐施会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倡导部项目官员王轩介绍，这份报告由第三方机构搜集十大公司的公开政策提供给乐施会作为评估基础，未公开政策则不在评估之列。这亦是为促进这些公司增强透明度。
　　根据记分排名情况，雀巢和联合利华当前的表现优于其他公司，英联食品表现最差。这十家公司的得分分别为：雀巢38分（总分为70分，下同）、联合利华34分、可口可乐29分、百事公司22分、玛氏21分、达能及Mondelez国际20分、通用磨坊及家乐氏16分、英联食品13分。
　　乐施会政策倡导部总监孙学兵表示，发布这份报告并非认为，这些公司是制造一些发展中国家农民恶劣生存状况的罪魁，而是希望这些大公司能在改善农民生存状况、建立更加公平的食物体系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由于不超过500家公司控制着当前70%的食品选择，10大食品饮料巨头则是最显著的行业主体，乐施会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倡导部项目经理梅家永表示，“这些大公司若有一点改变，都会对整个行业带来很大的变化。”
　　乐施会为独立的国际发展及人道救援机构，致力于消除贫穷及导致贫穷的不公平状况。其在世界各地以多元方法开展工作，包括推行社区可持续发展项目、人道救援及灾害防治工作、本土及国际政策倡导等。
 
经贸态势
 
中国贸易出口统计隐藏大量重复计算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月27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根据其新开发的全球价值链(GVC)数据库和相应的统计方法，中国从本国的出口总值中仅获得七成，这一获益水平在全球25个主要出口经济体中仅处中游，显著低于俄罗斯(91%)、印度(90%)、美国(89%)、巴西(87%)、澳大利亚(87%)、沙特阿拉伯(86%)和日本(82%)，但是高于德国(63%)。
　　这一中等的获益水平反映了中国贸易出口加工占比高、在全球分工中的独特性低、附加值不高等特点。
　　而有关专家则指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程度低，在价值链视角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一视同仁的情况下，中国的跛足贸易格局“现原形”也在情理之中。
　　消除重复统计
　　传统的海关进出口统计方法，隐藏着大量重复计算，导致全球贸易数据“虚高”。例如一部苹果手机在中国加工、组装，再到国外市场上出售，按照传统方法，它的187.51美元出厂价(2010年)全部计入中国出口总值。可实际上，这部手机卖得的187.51美元中，有20.75美元归中国台湾，16.08美元归德国，80.05美元归韩国，22.88美元归美国，47.75美元归日本等等，分别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价值。
　　在中国把整机销售额计入出口总值的同时，其他有关国家同时也把它们贡献的产品和服务计入各自的出口数据，在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生产大行其道的背景下，这种分头统计造成全球贸易统计中大量的重复计算。
　　为了消除重复计算，更真实地反映全球贸易格局，UNCTAD引入了GVC统计方法，并建立了相关数据库。而在稍早前(1月16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世界贸易组织(WTO)也推出了全球贸易测算新方法——附加值测算法。两种测算方法可谓异曲同工，不谋而合。
　　以GVC为例，它把一件货物各个环节的附加值分别计算，一件货物从原料、加工、制造、终端销售的整个过程，同时也是在原料供应国、加工国、制造国、销售国贸易的过程。在统计各国价值贡献的时候，某国在相应环节为某货物增加价值称为本国附加值，而各国出口货物中由上游其他国家提供的附加值则成为外国附加值。这样一来，每个国家(地区)出口货物中本国附加值和外国附加值的比例就反映了该国(地区)的贸易获益率。
　　不论是GVC，还是附加值测算法，都会让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国际贸易格局，也会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中国的货物贸易总值已经全球第一，但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贸易强国。
　　破解中国获益不高之谜
　　据UNCTAD分析，有三种因素决定一国(地区)的获益率，分别为经济总量(依赖外国附加值的程度)、价值链地位(上游还是下游)和经济结构及出口模式。
　　经济大国如美国和日本，倾向于依赖本国供应链，因此其获益率较高。资源大国如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由于主要提供能源等初级产品，因此其出口几乎全是本国附加值。而以软件等高附加值产业为主的印度获益率也较高。
　　UNCTAD特别分析了中国的情况，认为中国一方面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其国内供应链日益完善，但另一方面承担了大量加工贸易，同时是电子产品的重要出口者。由于加工贸易高度依赖进口，电子产业又是全球分工最细的产业，中国的本国附加值占比处于中游也就不足为奇了。
　　公平看待贸易失衡
　　以这一视角，可以更加公平地看待贸易不平衡问题。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中，列举中国加工贸易第一大出口产品、逆差第一大类产品的笔记本电脑。他指出，虽然全球95%的笔记本电脑在中国国内组装制造，但是从利润分布情况来看，中国的代工企业仅占5%~10%，而其他掌握核心元器件国家(地区)的利润率则在50%~80%。
　　“从加工贸易的笔记本电脑一项，可以看到获利最大的是谁。加工贸易的顺差产生在中国，利益在全球分享。美国凭借技术、标准和软件的垄断，占据价值链的制高点，应该是在上、中、下游各个环节获得了利润。”蒋耀平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将顺差转移到中国大陆以后，也获得了利益。而我们只是在组装、加工环节获得了利益，从这里可以看到，贸易顺差(及总额)没有简单反映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实际利益格局。”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高虎城也在今年9月举行的“全球价值链国际研讨会”论坛上评论说，现行的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无法准确反映生产全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贸易环境下，原产地规则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贸易平衡的人士，忽视了其他国家对产品的贡献，造成组装国贸易额的高估。
　　更有趣的是，如果用价值链方式计算，按照为中国进出口产品提供零部件和服务的各个国家细分计算，可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缩窄四分之一。
　　政策思考
　　新的视角可以为一些政策建议提供佐证。
　　UNCTAD投资与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表示，中国应该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尽管服务贸易在全球出口总额中仅占20%左右，但服务部门贡献了全球出口增值部分的近一半(46%)，原因是大多数出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均大量使用各种服务。实际上，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日益朝着提供更多的生产性服务产品方向发展。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存量中60%以上都是服务业投资，而制造业和第一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仅分别占26%和7%。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均类似。
　　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赵忠秀也称，虽然中美在货物贸易总额上，已经十分接近，但中国与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差距，仍然不是一个数量级。从公开数据来看，美国大致为14000亿美元，而中国官方统计，综合下来，则为4000亿~5000亿美元。且由于中国服务贸易数据统计方式较为落后，口径较多，仅从公开数据本身还不足以说明此种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