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晋煤集团出售碳减排量获利2.78亿元
 
近悉，中国最大煤层气利用企业——山西晋煤集团去年煤层气抽采利用量和发电量依然保持中国第一。去年，晋煤集团借助煤层气综合利用项目被列为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机制）的优势，收获ＣＤＭ补贴２．７８亿元人民币。
　　煤层气又称“瓦斯”，主要成分是甲烷，既是清洁能源，又属温室效应气体。对煤层气实施抽采利用既可减少煤矿隐患，又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晋煤集团煤田矿井中富含煤层气。去年，晋煤集团利用煤层气超过１４亿立方米，其中利用瓦斯发电１４亿度，是中国煤层气开发利用规模最大的企业。
　　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向发达国家卖出二氧化碳排放量，被称为ＣＤＭ机制，即清洁发展机制。
　　晋煤集团通过大规模开发利用煤层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向发达国家卖出二氧化碳排放量。去年，晋煤集团利用此项目获利２．７８亿元人民币，其中主要利用瓦斯发电。
　　晋煤集团是中国瓦斯发电规模最大的企业，拥有９１台燃气发电机，总装机容量１８９兆瓦，目前属于ＣＤＭ项目的有１３８兆瓦，燃料主要是矿区井下抽排的低浓度瓦斯。在机组正常运转情况下，每年可利用井下低浓度瓦斯气３亿标方以上，减排二氧化碳当量４６６万吨。
 
欧盟将停收航空碳税一年
 
2月26日，欧盟委员会于去年11月提交的建议“航空碳税今年暂停征收一年”的方案得到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投票通过，拟于今年秋天之前暂停征收航空碳税。中航协方面表示，暂停碳税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上走。
　　26日，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对航空碳税暂停征收一年的提案进行了投票，结果以50票赞成、0票反对、8票弃权得以通过。不过，今年4月份的欧洲议会全会还将对这个提案进行投票，再过一道程序。但业界分析认为，4月份该提议得到通过是胜券在握。
　　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在投票结束后发表声明称，投票结果说明欧盟希望在国际层面就解决航空碳税问题能拿出办法。声明还称，欧盟暂停征收航空碳税之后，任何国家再也不能以任何借口逃避这个议题了。
　　航空碳税来源于2008年欧盟通过的一项法案，该法案决定将国际航空业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只要在欧盟区域机场起降的国际航班，无论是否中转，都需要为超出欧盟规定配额标准的碳排放支付“买路钱”。
　  中航协:欧盟为自己找台阶下
　　根据此前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提供的资料，中国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的12个国家拥有航权，若碳税生效，第一年中国民航业将至少支付约8亿元人民币，2020年将达到30亿元人民币，未来9年累计相关支出将超过176亿元人民币。
　　中航协秘书长柴海波表示，欧盟暂停收航空碳税是为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欧盟本来就不应该单方面向各国征收碳税，暂停碳税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上走，航空碳排放的问题应该在ICAO（国际民航组织）的多边框架下共同探讨”。他认为，在今年10月的ICAO年会前多方应该会讨论出一个解决航空碳税的方案，最终方案应该既有利于全球的环境保护，又照顾到民航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这样民航业快速发展的国家。
据了解，目前国际民航组织商讨列出了四个碳税替代机制，一是强制抵消航空公司碳排放，比如各国航企在自己国家购买自愿减排项目并到ICAO备案；二是带有一定创收机制的强制抵消；三是所有的碳排放都可以进行交易；四是根据一定的基准，超过的或不足的部分可以进行交易，其中后两项为限额交易。这些机制都在全球的框架之下。
 
自主创新
 
从美国重视创新反思中国
 
据悉，波音787梦想飞机近期遭遇的事故，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对待创新的讨论。波音在787梦想飞机引进了很多创新的技术，大量运用碳纤维复合材料，从而减轻机体重量，以实现节油20%的目标。同时，波音787的建造还改变了产业链的模式，引入供应商更早参与到飞机的研发过程。这些做法在787飞机因电池问题而出现事故之后，都成了受人指责的问题。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因此而下令停飞波音787，以确保该飞机能够再次安全起飞。
　　支持波音的人士对此提出批评，有关人士称，从波音遇到的问题以及政府的反应，可以看到美国对创新的态度出现了问题。鼓励创新的人士认为，在美国，创新似乎已经陷入了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过去几年里风险投资家彼得?希尔一直就美国的创新活动放缓给出警告。
　　希尔表示，现在渐进主义十分盛行。倒退回1990年代，还有像亚马逊这样的公司愿意做些大事业，但现在这么做已经不时兴了，愿意大踏步向前的企业屈指可数，埃隆·马斯克名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和特斯拉电动车公司（TeslaMotors）便在其中。不过，马斯克本人还经常被形容为堂吉呵德式的狂想家。希尔认为，“这反映出美国已陷入一种荒谬境地，任何不愿意小步往前蹭的人都会被视为疯子。”
　　财经网2月24日刊登安邦咨询高级分析师贺军文章表示，在当今世界，恐怕没有一个国家敢在创新上轻视美国，美国是全球最具创新精神和创新保护的国家。但即使如此，美国人对于任何创新精神滑坡的迹象，都表示出警惕和反思。彭博《商业周刊》引述波音公司和大陆航空公司的退休高管戈登贝休恩表示：“政府是想让我们成为惊弓之鸟，联邦航空管理局给波音上了一课。我们是不是在告诉汽车、航空以及家电行业的创新者说，要是在一个有一百道题的测试中你胆敢答错一道，上帝之手就会对你加以严惩，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信号？”
　　美国人的反思走得更远。有分析人士称，在资本市场公开上市（IPO）不鼓励冒险。从理论上来说，公司上市可以获得更多研发资金，但实际上公开上市往往会令企业不愿放手一搏。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塞?伯恩斯坦在分析了20多年来的专利引用情况后发现，公司IPO之后五年时间里的创新质量平均下降了40%。公司的发明创新骨干往往会把股票套现，到拥有更多上升空间的小公司任职；同时，公司管理层倾向于从事渐进式项目，但求不要吓跑投资者。
　　在一家新上市公司里，人们突然变得更关心企业盈利，而不是要建立一家伟大的公司。戴尔公司就是一例，当年戴尔在通过电话和互联网销售电脑方面首开先河，戴尔的高资本效率、轻体量运转的业务模式曾经是华尔街的最爱。但随着消费放弃台式机、转投移动设备，戴尔的业务就变得步履维艰，无力追赶新技术以迎合消费口味的变化。苹果公司是另一个创新的神话，乔布斯的创新精神不仅创造了伟大的产品，而且使苹果公司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但当乔布斯这位大师逝去之后，苹果正向一家追求利润的平庸公司演变。
　　文章称，美国人已经把创新当成国家精神来看待，他们很敏锐地相信，创新精神的滑坡就意味着竞争力的衰弱，也是国家衰败的开始。这种有意识地追求创新的普遍精神，是口头上强调重视创新的中国非常缺乏的内在精神。
　　1986年，当“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生爆炸后，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向全美发表讲话。他说，“我知道这难以理解，但有时像这样的惨剧确实会发生。这些都是探索和发现过程的一部分。这些都是冒险尝试、拓展人类视野的一部分。未来不属于懦夫、未来属于勇者。”这种追求创新的主动精神，是美国得以长期屹立在世界科技与经济前列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国成功的关键因素。
　　文章最后说，对于正在转型的中国来说，我们推动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实际上还是很初级的国家创新形态，与美国相比，中国应该深思，如何在经济体系、政府管理体系、市场体系和金融体系之中，真正培养出创新的精神。不这样做，中国的创新就总是停留在嘴上，不能成为推动国家、企业进步的真正动力。
 
专家论坛
 
中国扩消费长效机制须着眼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据悉，十八大提出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对此，2月27日，中国证券报发表商务部综合司李洪侠文章认为，要立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经济全过程，以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为扩消费根本目的，针对经济各环节中制约消费扩大的因素，通过综合、深度、动态的改革，从政府角度出发刺激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供给管理，以稳定的规划和法律法规形式，制定实施有利于居民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和缩小差距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具体包括：通过供给层面的技术创新引导需求、改革分配格局、降低流通成本和改善消费预期等四个方面。
　　经济各环节存在制约消费的瓶颈
　　文章分析，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告别了短缺时代，表面看生产环节问题基本解决，但事实上，低水平、高成本的产能过剩，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不足，假冒伪劣屡禁不止，成为生产环节的新问题。国产汽车就是产能过剩的一个例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因无法满足消费结构升级，以入门级车为主的国产汽车市场份额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2012年国产汽车的产能利用率不足60%，低于国际汽车厂商历史平均水平。
　　分配格局决定消费能力。居民收入与政府和企业的收入此消彼长。近10年中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其中税收收入年均增长19.8%，收费和国有资产收益等增长远快于此；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长30%，估计全部企业平均利润水平要低一些；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12.3%和12.2%，远低于政府和企业，且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近10年中国基尼系数都超过0.47，最高的2008年高达0.491。居民特别是农民等低收入者消费明显偏低。2011年，政府消费占全部消费比重达27.8%，近10年提高1.7个百分点；6.6亿农民的消费仅相当于政府消费的一半，占全部居民消费的22.7%，近10年下降8个百分点。
　　交换效率低增加消费成本。交换是商品、服务买卖的过程，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手中，需要经过多重批发、零售和物流等环节，涉及运费、入场费、损耗等成本，基本构成流通行业的主要内容。当前中国流通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商品市场布局不够合理，城市批发市场少导致农产品“最后一公里”价格畸高问题突出，农村市场不足，不仅农产品卖难问题时常发生，农民消费的便利化程度也大打折扣。与此相伴，时间长、损耗大、节点多等大大提高流通成本。数据表明，中国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在采摘、运输、储存等环节的损失率为25%-30%，发达国家则在5%以下，美国仅为1%-2%。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在18%-20%之间，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在10%左右。另外，零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现象突出等也增加了流通成本。流通费用高必然会抬高商品价格，转嫁给消费者，在收入既定情况下，商品价格越高消费数量就越少，越影响居民生活的改善。从服务角度看，中国目前生活性服务业亟待规范化、规模化，需要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服务质量，扩大服务消费。
　　市场预期不稳不利于消费扩大。居民消费与当前的花销和对未来的预期有关，目前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领域公共服务水平和覆盖范围不高。一方面，相关大花销仍在大量挤出居民消费。数据显示，购房负担比（月供占家庭月收入比）在很多一线城市远超过40%的警戒线，北京高达70%-80%，医疗和子女教育保守估计占家庭收入的10%左右，而这些开支大部分是不进入消费领域的，至少没有达到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目的。扣除上述花销，可用于消费的收入仅占10%左右，这还是平均水平，低收入家庭就更没有消费余力了。另一方面，公共服务不到位加上通货膨胀，使居民缺乏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保值增值和预防性需求提高了居民储蓄，抑制了部分消费需求的释放。此外，消费手段和消费条件也不能完全满足扩大消费要求，如信用消费发展滞后，时间不充裕等。
　　扩消费长效机制需明确目标方向
　　文章表示，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规范稳定性，即要有长期有效的制度、法律法规来保障消费持续扩大，短期的运动式活动、碎片化政策都不是长效机制；二是制度设计激励相容性，即扩消费不是外部强加给居民的，而是居民出于自身利益和条件作出的自愿选择；三是自动触发性，即消费是经济的一部分，应设计一种能使消费随着经济发展自动地以更快速度正常增长的机制，时刻需要政府行政力量推动的政策不是长效机制；四是向均衡方向收敛的特性，收入差距较大是制约中国消费扩大的重要原因，扩消费长效机制应该发挥再分配的作用，促进各阶层均衡消费，缩小消费差距，不能缩小差距甚至还进一步扩大差距的也不是长效机制。
　　扩消费应扩大谁的消费？有人提出通过增加政府消费实现扩大消费目标。但扩大消费不应仅仅为提高消费率或拉动经济增长，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根本目的。
　　扩大居民消费也应分两部分看，农民和城镇较低收入居民衣、食、住三项消费占全部消费比重都在65%左右，尤其是10%的城镇低收入居民和40%的农民收入小于支出。扩大这部分居民的消费关键是通过二次分配提高其消费能力，不断引导其更新消费观念，本质上是公平的问题。高收入居民则有大量储蓄，2008年以来城乡储蓄存款每年都增加4万亿元以上，2011年底已达34.36万亿元，当年新增4.17万亿元，如果将其中一半用于消费，也能提高当年消费额10个百分点以上。扩大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关键是如何通过财政支出等手段改善消费预期，引导储蓄用于消费，将潜在消费转化为现实消费，本质上是效率问题。
　　另外，不同收入家庭扩大消费的内容自然有区别，特别是随着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全社会对健康、家政、养老、快捷的交通、清洁的空气、网络工具等需求日益提高，即使吃穿住等传统领域，也需要更好质量、更多品种、更优服务以满足多样化需求。现在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只包含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四个行业，还远不能完整反映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供求全貌。可见，扩大消费应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既包括能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普通商品和服务，也包括满足居民发展需求和享受型需求的中高档商品和服务。
　　扩消费中政府作用是什么？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扩大消费也一样要界定政府的边界和作用方式，切实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是建立扩消费长效机制的基础。同时政府“有形之手”应协调发挥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货币政策、立法执法和行政审批“五个指头”的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市场过多的直接干预，更多从宏观层面、长远角度和战略高度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关系，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发挥其弥补市场失灵作用，更好维护市场作用基础。为此政府应立足改革自身弊病和维护公平正义，设定经济活动各环节的目标，生产环节应以维护有利于企业进行升级改造和科技创新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为目标；分配环节应以减少政府收入、稳定企业收入和增加居民收入为目标；交换环节应以降低流通成本和提高流通效率为目标；消费环节应以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和维护消费环境为目标。
　　四环节建立扩消费长效机制
　　文章提出，第一，增加有效供给满足和创造消费需求。消费结构升级、消费热点欠缺的当前，高技术、高附加值、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够创造和引导消费，并为消费需求注入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要把握第三次产业革命孕育发展的机遇，制定执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规划。借鉴发达国家抓住科技革命的历史经验，学习美国制造业复兴框架和国家创新战略，以及欧盟“2020智慧、可持续、包容增长”等经验，制定中国应对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战略规划，以长期有效的制度和机构保障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此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升级结合，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和鼓励发展新技术新产业，对3D打印、物联网、云计算、智能技术、新能源、低碳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给予长期税收减免和优惠贷款等支持，以新技术、新理念支持、引导和扩大消费。
　　第二，调整政府、居民和企业的收入分配关系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同时，要推进新一轮税收体制改革。降低中央税比重，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加直接税减少间接税，避免重复征税现象；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对有利于就业的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给予税收优惠，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增加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建立健全与税收、企业利润、物价等挂钩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逐步推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稳步提高职工最低工资、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严格执行相关制度；动态提高个税起征点，加快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减轻中低收入者负担，提高高收入家庭个税税率；尽快开征房地产税，研究开征遗产税、赠予税和特别消费税；将农村和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消费品免税纳入结构性减税改革之列，使不同收入居民间消费能力分布趋于合理。
　　此外，要切实打破行业垄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放松铁路、电信、电力、能源和金融等领域的管制，通过市场竞争提高效率，使消费者获得实惠。同时，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以土地为农民最核心财产，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土地流转和变现，让农户分享土地升值收益；深化金融体系改革，拓展城镇居民投资渠道，提高居民的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多角度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第三，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消费成本。要制定市场流通法，规范和稳定流通环节各主体的关系。切实科学布局市场网点，充分运用电子商务、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手段做好产销衔接；打破市场分割，规范零供关系；建立和完善商业诚信信息库，优化社会信用环境，加大打击失信行为的立法和执法力度，鼓励诚信经营，保护消费者利益；打击投机炒作，搞好公共商业信息公开服务，维护市场秩序。
　　第四，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改善消费预期。要调整政府支出结构，清理现行政策中政府财政支出事项，切实从市场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退出，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此外，建立全覆盖、保基本、缩差距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完善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制度安排，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均等化程度，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让农民工成为城市消费重要群体。严格控制货币增发，加强重要物资的收储投放等市场运行调控能力，防止物价上涨预期导致的保值心理影响消费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