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核泄漏危机有可能在中国上演吗，我国核电站总体安全状况如何？

　　叶奇蓁：我国核电有后发优势。我们的核电站多半建立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可以充分利用国际上建设和运行核电的经验，技术成熟，工程建设质量水平比较高，安全水平优于现役国际同类核电站。目前我国已运行的核电站基本是二代改进型。同时，我国正在开发自主的三代核电，是世界上首批建设三代核电的国家。另外，我们的核电站年负荷因子（电站某个机组实际发电量占最大发电量的比率，用来衡量一个电站的管理水平。核电站设计的负荷因子通常为65%，国际水平也就85%左右）在85%—90%。

　　就我国而言，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国际核事件分级二级及二级以上的运行事件，核电站排出物低于国家标准限值2个量级以上，没有对环境带来任何不良影响，全部核电机组运行水平均在国际中上水平。福岛核事故之后，我们还吸取了国际经验，利用了当前的科技水平，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

　　什么是二级及二级以上的运行事件？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核事故的分级标准，核事件和核事故结合在一起分成7级，其中1级至3级为事件，4级至7级为事故，0级为正常运行，没有任何问题。二级，指对环境没有任何影响，但可能有某些设备故障，造成潜在的影响。

　　俞冀阳：从核电技术发展角度看，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开始不断攻关核电技术，如今20多年过去，我国核电技术已相当成熟。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和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这三家单位，在核安全方面都是有所保障的。

　　各国核电安全水平不断提高

　　记者：什么样的核电是安全的？

　　俞冀阳：核电厂建立并维持着一套有效的防护措施，保证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免遭过度的放射性风险。这其中包含三个要素：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不能破坏环境、解决放射性问题。

　　核电的风险在于它的放射性，安全管理的具体指标是堆芯熔化的概率。安全底线是指即使发生堆芯熔化事故，也不会对公众、社会造成放射性的损害。

　　记者：三次国际核事故至今让人们记忆犹新，如何保证核电厂的安全？

　　俞冀阳：美国三里岛核事故、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日本福岛核事故，一个是由于设备故障引起的，一个是由于人为操作失误引起的，还有一个是由于外部灾害引起的。这三次核事故对我们来说都是反面教材。

　　三里岛事故发生后，如何提高核电设备的质量和可靠性，得到了全球核工业界的重视。在非能动先进压水堆AP6000基础上，美国西屋公司研发了AP1000（3代核电堆型），它最大的特点是通过简化的非能动设计提高核电厂安全性和经济性。

　　从切尔诺贝利的事故教训来看，提高核电的设计技术，排除设计上的安全隐患对于核电是至关重要的，一些落后的技术是必须抛弃的。同时，运行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安全素质也十分重要，一定要加强核安全文化的教育。

　　从福岛核电厂事故来看，核电厂的选址工作也要予以重视。针对不同的厂址条件，应该使用不同的安全标准，避免外部事件引起核电厂的事故。此外，还应注意场外应急的重要性。

　　核电运行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在几次国际核电厂事故后，各国纷纷对核电安全问题进行反省，深入分析了可能出现的不安全因素，采取了有效措施，核电安全水平不断提高。

　　我国核电的大规模发展需要大量与核电有关的专业人才。发展核电既是国家战略，同时又为相关行业和专业人员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施展才华的机会。现在大学的核工业专业，还需要更多优秀的人才。一些优秀学生，往往选择信息、生物等领域的专业。如何把优秀生源吸引到能源领域？去年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能源试验班，用以吸引优秀人才，做得比较成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