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共识

　　“我们知道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产生以来，对反腐败工作高度重视，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也提出了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想请问，全国人大在反腐败立法方面有什么打算？今后在推进反腐败制度建设方面将有哪些新的举措？ ”傅莹说，反对腐败的工作，这方面的情况是当前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我回家休假的时候，也听到我们家乡来自方方面面的人谈到这个问题，大家都非常关心。大家对我们党中央提出要建设廉洁政治是非常拥护的。大家关心的是，我们怎么去进一步推进、怎么能够制度化地形成廉洁政治，落实十八大提出的要求。我也看了最近一些网上的讨论，人民群众非常希望能够切实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权力的运行给予切实的约束，有这样一个约束和监督的体系，真正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去。这点上应该说，我们国内是相当有共识的。 ”

　　傅莹说：“我相信从政府部门、各个方方面面、主管部门都在加紧研究。在健全国家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做了很多努力，要做到有法可依。比如说，制定和修改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公务员法、反洗钱法、政府采购法、招投标法等等。这些法律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家的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了规范。 ”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反腐倡廉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要加强廉政建设的任务还任重道远。要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的方式反对腐败，要及时地修改完善反腐败法律，要狠抓对法律实施的监督，要求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来行使自己的权力。针对现在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也需要多倾听社会的意见，要加强研究论证，这个问题我也相信，这次大会上代表们会积极地建言献策。 ”

　　一国两制

　　不存在“收紧对港政策”

　　在获得了提问机会后，香港亚洲电视台记者提出：“最近一段时间在香港有一种忧虑，像中央对港权力绝不止于国防和外交，这样的提法是不是显示中央将会收紧对港的政策？有人认为‘一国两制’会不会变成‘一国控制’？另外，最近香港律政司建议终审法院考虑就‘双非居留权’和‘外佣居留权’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也有人认为这样的做法会影响和干预香港的司法独立，您怎么看这些事情？ ”

　　傅莹回答说，中央政府对香港执行“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这是一个高度稳定的政策，在执行上也是始终如一的，不存在收紧的问题。香港回归以来，实践证明中央政府的 “一国两制”政策是成功的，不应该动摇，还是要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

　　“你提到双非子女的问题，我们确实也注意到在香港的社会上对这个问题是很关注的，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妥善的处理办法，提出了不少建议，提请人大释法也是路径之一，应该说不存在影响司法独立的问题。因为根据基本法第158条规定 ‘终审法院有权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 ”

　　政治体制改革

　　“不能一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要照搬别人模式”

　　来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提问：“在过去30年中，无论是中国的面貌还是中国经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方面似乎有一些滞后，中国的民众和领导层似乎都认为中国是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我想问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是什么？全国人大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机构，在使一些透明、问责等做法制度化方面，可以做哪些具体的事情，这样才能更好地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迅速变化的国家？ ”

　　傅莹坦陈：“这也是最近议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你一定注意到在中国上上下下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对进一步扩大开放是有着广泛的共识，有这样一个政治共识。我走过很多国家，也比较注意观察其他国家的情况，像中国这样三十多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推进改革，确实是很少见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法宝，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成绩。 ”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傅莹表示，在中共十八大报告当中有一个专门的章节论述，“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推进依法治国，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国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一直是保持关注度的，也经常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与国外的朋友有很多探讨和讨论。我的感觉，至少在部分人心里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尽管冷战结束已经这么久了，多多少少还是有这样的一些因素在里面。我们需要明确一个概念，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能一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照搬别人的模式，否则中国就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说法不公平也不准确。

　　“我与一些国家接触，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现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困难，不比中国的困难小，但是没有听说他们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要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面对这样的问题，马上就有这样的训导，说你们应该用别人的模式。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这也是为什么相当长时间，外界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对中国整个改革进程看不透、看不懂，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