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引出“折中方案”

多年来，尤其是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提高防务开支占GDP的比例，一直是美国对其北约欧洲盟友的重要诉求，也是北约内部的主要摩擦点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的关键争论点。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就曾“狮子大开口”，公开要求北约成员国将防务开支占GDP的比例从2014年北约威尔士峰会确定的2%提高到4%。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各国普遍上调军费，客观上为美国进一步提高价码提供机会。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将防务开支占GDP的5%，设为北约新基准线。

6月5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加大施压力度，并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约各国就军费占GDP5%的支出目标接近达成共识。北约秘书长吕特则花费一周多时间走访游说英国、意大利、瑞典等国，密集展开穿梭外交。他一面持续渲染俄罗斯威胁，甚至在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发出警告，如不将军费开支提升至GDP的5%，欧洲各国仍可保留自身医疗和养老系统，但最好学会说俄语；一面又推出防务开支GDP占比“3.5%+1.5%”的折中方案，前者属于国防和装备预算，后者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与防务相关的支出。在6月25日的北约海牙峰会期间，各成员国承诺到2035将GDP的5%用于核心国防和相关防务支出。

评论认为，北约海牙峰会敲定将5%的目标拆分为3.5%+1.5%，本质上是北约欧洲成员国应对内外双重压力的妥协性产物。既在明面上安抚和满足特朗普政府，又通过将部分资金用于军民两用投资，缓解国内对军费挤压民生投入的不满。毕竟，“国防与安全相关投资”内涵相对宽泛，反恐、网络安全乃至修路架桥等都可纳入其中，有助于北约各国释放创新潜力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

美国再收军火红利

美国主导北约增加军费的背后，离不开美国军工复合体这一重要推手。特朗普催逼欧洲国家自行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不仅可减轻美国维系霸权的成本负担，还可通过诱压欧洲盟国采购美制武器，推动美国军工产业利益拓展，并抑制欧洲“防务独立”和“战略自主”倾向。

6月5日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不仅讨论了军费开支新目标，还批准一项规模庞大的“能力目标”计划。该计划为32个北约盟国设定优先采购特定武器装备的具体目标，既涵盖防空系统、远程导弹、火炮、弹药、无人机等武器，也包括空中加油、重型空运和后勤保障等战略赋能装备。早在今年2月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刚上任不久的赫格塞思即为美国军售代言，强调美国将改革对外军售体系，以确保能更快地向盟友和伙伴提供舰艇、导弹和飞机等武器装备。

美国长期在欧洲军贸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俄乌冲突进一步使欧洲各国不断上涨的国防采购资金加速流向美国。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至2024年，美国对欧洲武器出口激增，北约欧洲成员国向美国订购了472架作战飞机、150架直升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欧洲在最近20年内首次超过中东，成为美制武器的最大出口地区。预计未来5年内，欧洲仍将与美国维持很深的武器供求关系。

随着美国对欧洲安全承诺的摇摆不定，欧洲已开启“再武装”进程，力图尽快构建欧洲军工复合体。不过，囿于历史惯性与现实需求的双重作用，欧洲摆脱对美制武器装备的依赖说易行难。欧洲本土军工企业短期内难以有效整合并形成产能规模，影响作战效率和协同水平。“美国主导、欧洲辅助”长期被视为保护欧洲安全的必要模式，美国军工复合体“实战—研发—生产—销售”的模式则强化了美制武器的市场可信度。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增加的军费投入仍难免被美国军工界“虹吸”。

“钱从何来”考验欧洲

对北约欧洲成员国而言，军费支出水涨船高乃至翻倍加码，既是为避免美国在欧洲防务上“不作为”甚至“甩包袱”而不得不支付的“保护费”，更是难以承受之重。除波罗的海三国、波兰、瑞典等北约东欧和北欧“前线国家”外，多数北约欧洲成员国认为，军费开支GDP占比从2%提升至5%，难度之大远非此前10年间从1%到2%可比，是难以达到的目标。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曾表示，对德国而言，将GDP的5%用于国防，意味着国防支出占整个国家预算的40%以上，这是个不切实际的目标。西班牙国防大臣罗伯斯表示，投入GDP的2%，就足以履行西班牙承诺的防务责任。部分西欧和南欧北约成员国现实安全压力较小且经济状况不佳，对增加军费开支普遍存在抵触心态。

军费高企与美国发起的新一轮“关税战”叠加，让本已放缓的欧洲经济雪上加霜。素有“欧洲经济火车头”之称的德国已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不得不修改《基本法》中的“债务刹车”条款，允许政府大规模举债投资国防。欧洲第二大经济体英国正面临债务上升和经济停滞双重压力，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已超过100%。尽管北约海牙峰会要求所有盟国提交年度计划，以确保渐进地增长军费，但鉴于“5%达标期限”已从最初提议的2032年推迟到2035年，多数北约欧洲成员国很可能在未来10年秉持“拖字诀”，期望美国政局和国际局势变化能纾缓其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