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作人员被作出有罪判决后，此人的“铁饭碗”还有吗？人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没了”。可在河南省固始县国土局发生了一件怪事———杨志辉、许新均在2010年被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却“换马甲”转任其他公职，甚至还获得了升迁。

　　“‘戴罪提拔’现象的发生，说明基层政府的干部人事管理和监管体系存在严重漏洞。”5月12日，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戴罪提拔”既是对干部选拔和人事管理制度的现实讽刺，也是对公民权利的蔑视。

　　“虚伪的仁慈”伤害了谁

　　杨志辉，曾任固始县国土局地产交易中心副主任，因犯非法倒卖

　　土地使用权罪，2010年8月被法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此后近3年间，杨志辉在刑期内并未被开除公职，而是调任固始县国土局城市土地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而杨志辉事件在固始县国土局并非个例。据媒体报道，现任国土局副局长的许新于2010年1月被法院判处“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虽然法院宣判有罪，但许新依然得到提拔：先是调任固始县国土局办公室主任，很快又升任国土局副局长。

　　“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这是《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的明确规定。但在固始县国土局，这些硬性规定沦为了一纸空文。

　　“该事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也不是一个由于官员任用和处分程序上疏漏或相关机关及领导责任心不强的简单事件，它是目前中国县域治理过程中存在弊端的一个缩影。”东北师范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柏维春对记者说。

　　“之所以出现‘戴罪提拔’这种荒唐现象，其要害在于基层政府存在‘傲慢的权力’和‘虚伪的仁慈’，它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庄德水解释说，“傲慢的权力”让基层政府把政府权力凌驾于法制权威之上，有选择地执行法律规定。“虚伪的仁慈”从表面上看是为了掩盖真相，蒙混过关，其目的是有选择地问责官员，故意偏袒官员群体，让法治力量流于形式。“傲慢的权力”和“虚伪的仁慈”究其实质是一种官员特权，所保护的是犯罪官员的既得利益，所伤害的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精神。

　　“戴罪提拔”让社会失序

　　调动或任用干部，要经过谈话、民主推荐、民意测评、考察、公示等环节。如果严格按照程序走下去，杨志辉、许新就不会轻松逃过监管。

　　“‘戴罪提拔’现象的发生，说明基层政府的干部人事管理和监管体系基本上处于空白，不仅干部的日常行为和工作情况难以得到有效监督，而且干部的人事信息和社会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管理。”庄德水认为，另外，法纪、党纪、政纪虽然各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但它们之间存在严重“断链”，没有形成对接和协调机制，以致干部监督信息处于零散状态，干部惩处机制被虚置。

　　柏维春指出，这反映出基层政权组织的政治管理与公共治理能力不足、水平较低。而且县域治理过程的“独立王国”现象严重，国家的法律法规、上级特别是中央的政策在县域执行过程中被扭曲的情况时有发生。

　　要在基层政府培育法治精神

　　记者注意到，杨志辉、许新事件被媒体曝光之后，当地有关部门迅即作出了回应：免除杨志辉职务，开除其公职及党籍；许新的县国土局党委委员职务被免，副局长试用期被终止；固始县主办杨志辉案件的法官闫其友因工作失职被追究责任。

　　虽然问题官员受到了处理，但这两起事件折射出的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如何避免领导干部“带病”、“戴罪提拔”？

　　受访专家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在基层政府培育法治精神，建立和完善对县域党政机关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监管的体制、制度和机制。

　　“要实现干部管理信息和监督信息的对称化，要把与干部公职有关的一切信息都纳入政府监管范围。”庄德水建议，还要强化责任追究机制，对发生“带病提拔”、“戴罪提拔”问题的单位，要追究单位直管领导的主要责任，追究组织部门的重要责任。

　　柏维春的建议是，一是要通过体制改革，完善省管县体制，在下放自主权的同时，加强省对县域治理的监管力度。二是利用县域人口相对少、公共部门及公职人员与公众直接接触多、信息不对称情况不严重等有利条件，加强县域治理(包括用人)过程中的民主参与力度。李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