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北京的同仁医院、天坛医院、积水潭医院正式启动医药分开试点。根据试点情况，明年北京市20家市属三级医院有望全面实行医药分开，部分央属医院也会加入。

      历来，“医药分开”强调得最多的是给患者减负。看起来，这也成为政府推行此项改革的动力所在，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

      “医药分开”针对的是以药养医，二者是水火不容的关系。支持与提倡医药分开，其实更是对以药养医的打击。在这里，有必要把帐算得更清楚，才能让这项改革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得到支持。笔者想格外强调一点，“医药分开”不仅仅是给患者减负，更是给整个社会减负。

      首先，是给政府减负。以药养医会造成大面积的药价虚高和过度用药，两者都会诱导与增加腐败的可能性，而腐败向来是政府的天敌。业内专家曾统计，2009年全国医院药品销售中的隐性交易大约为1400亿元，2010年达到1800亿元。但这仅仅是药品在医院流通中的腐败成本，还不包括其生产过程中的公关成本。在法律明确“收受回扣为违法行为”的前提下，这种巨额的地下资金会滋生腐败，出现大量触目惊心的腐败人员，使治理成本和难度剧增，吞噬政府执法的公信力。

      其次，也是给医务人员减负。表面看，“医药分开”会令医务人员短期内利益受损，但事实并非如此。媒体报道了一个典型案例，参与此次试点的当地医院一名副主任医师，每看一个门诊病人，医院可收取60元的医事服务费，其中的30%（18元）用于对出诊医生的奖励。副主任医师出诊一天，一般看40个病人，可获720元奖励。当然，在以药养医的模式下，医生也能得到一样甚至更多的经济利益，但要考虑长远收益的话，前者显然更吸引人，因为腐败得到的高收入成本显然更高，无论是心理成本还是违法风险。很多案例说明，政府在加大对药品回扣的打击力度。

      “医药分开”彻底实施，长远来说，不但是在提高医生的地位和话语权，为自己谋求更多更长远的利益，能够有更多机会摆脱商业力量的控制和诱惑，减轻负担。从长远来说，药企也能够从中获益，减轻经营负担。在以药养医模式下，药企除了提高生产质量和能力，满足市场对药品的消费需求外，还必须得花更多的成本去公关，游走在违法的高压线上。“公关”分配资源和机会，这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模式，会造成企业生产能力退化，无力参与真正的竞争。所以，对那些真正想走得更远，希望通过正常正当经营取胜的药企而言，“医药分开”带来的是减负和机会。

       再从社会资金的有效利用来看。在以药养医和过度用药的主导下，中国是世界上滥用抗生素和输液最严重的国家。滥用意味着，它原本可以是不需要的，可以有替代疗法的。现在，通过医药分开可以削减这种浪费，而节省下来的巨额财富，可以更好地被利用于初级保健和慢性病控制上。

      最后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是算生命帐。是药三分毒，药品大面积过度滥用造成的耐药现象、药品不良反应，都会吞噬健康，甚至会扼杀生命，酿造悲剧。一条生命因为滥用药物死亡，会增加巨额的社会成本，抢救会产生天价的医疗费用，抢救失败后，还有高不可攀的后续费用，比如殡葬费用。相反，一条健康的生命能够创造出更多惊人的财富。在医院滥用药物成灾的环境下，没有谁能保证自己一定能够免除其害，甚至是医生自己。

       这样，事情就清楚了，“医药分开”是在给整个社会减负。千万不要再认为它仅仅只是为患者减负而已。如果抱着这样的态度去看待这项改革，那是短视和愚蠢的，自然会产生很多所谓推行难的抱怨及障碍。

来源：医药经济报  作者：吴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