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表态不难看出，政府配置资源方式创新的关键词正是市场化。

　　一是明确了改革方向是市场化。

　　关于政府如何管一直多有争议。管多了易官僚化、低效化，甚至引发寻租行为，“国企病”与“官老爷”即是典型后遗症；管少了又可能让某些领域陷入混乱，浑水摸鱼、真假参半甚至恶性欺诈等问题频发，很多监管缺乏或滞后的领域无不受到上述风险困扰。如何在安全与效率中寻求平衡，让政府之手既不缺位，更不越位，就要求政府监管、治理方法不断与时俱进，因势而变。

　　这种微妙但难以达到的平衡容易引发市场争论。进入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加速下滑，而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国企投资适时补位，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定心丸。这本是政府投资、国企投资在经济增速下行期发挥重要力量的典型表现。但是，部分人也因此开始担心政府、国企的过度参与会挤出民资，造成“国进民退”。

　　而结合本次深改组会议来看，中央态度十分鲜明：政府自身在资源配置环节尚需遵循市场规律和市场机制，不可越位。“做强做优做大”，不仅是国企的改革方向，也是所有企业的发展方向。但是这种“做强做优做大”，是建立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之上，要通过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手段来实现。

　　二是提出了改革的一个核心理念：分类施策，有针对性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手段。

　　其一，对由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要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健全管理体制，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全民所有的一个悖论往往在于，任何个体也无法绝对占有，因而缺乏审慎、保护之心；同时，由于无法约束、限制其他人的使用，往往会产生“不要便宜了别人”的心理，造成资源滥用、浪费，形成传统经济学上的“公地悲剧”。而通过明确制度化规定，可让公共资源的使用与管理有章可循。有偿使用制度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考量，更有助于科学、合理、有规划使用公共资源，是对公共资源的保护。

　　其二，对金融类和非金融类经营性国有资产，要建立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优化国有资本布局。

　　长期以来，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以“管资产”为主，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管人严”与“管事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体制保障了政府、国企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快速集中优势力量做大做强，但也带来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多头管理、权利分散、责任不清等弊端。

　　而此次深改组会议延续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再次强调要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优化国有资本布局，也就是说要一改从过去的“管资本”粗、却“管人”过死、“管事”过细的状况。

　　对于行政主体而言，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过渡，目标更具针对性。管资本要“对事不对人”，要减少非专业人士的指手画脚，从而避免过度行政化带来的流程繁琐、变革缓慢、效率低下等问题。由此，可以将实际的专业管理者从担心出错的恐惧、繁杂琐碎的申报程序和经济责任外的其他任务中解放出来，从官僚体制向市场化管理和发展模式靠拢，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

　　其三，对用于实施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目的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要坚持公平配置原则，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可得性和公平性。

　　减负松绑同时也要敦促其提高效率。长期以来，我国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存在诸多漏洞，监管权责的重叠与缺位并存，分配利益时多机构均想分羹，处置责任时却难以落实到具体部门。在实际操作时，监管重点往往只落在实物管理可追查上，但求不出错，而忽略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实际成效。

　　要改变这种“公平、效率均不得”的局面，或可从两个方面入手：建立严格、细致、可执行的相关法律、条例，并设定合理监管，是保障公平配置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基础；同时，政府在资源配置时，借鉴市场化经营和管理机制，通过竞争形成“鲶鱼效应”，刺激僵化体制内人员主动变革，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其实，政府资源配置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行政色彩，而创新的意义在于借鉴市场化的思路。当然，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被动履行行政指令到引入竞争主动思变，既要冲破既有利益藩篱的决心和勇气，还要有稳步推进、对症下药的耐心和智慧。如何牢牢把握住、理解透、落实好“市场化”这个关键词，关乎政府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关乎政府工作效率和效果，更关乎民生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