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来自财新对李嘉诚先生的最新专访的摘编。在这个访谈中，李嘉诚先生系统的谈到了自己的投资心得，谈到了他对新科技的看法，谈还谈到了马云，他说，马云先生年轻有为。他谈到了港商如何处理政商关系，以及港商对政府的期盼，这些何尝不是大陆企业家所思所想呢？当记者问，马云曾说，阿里如上市成功比香港四大地产商加起来还要多，你怎么回应？ 李嘉诚说，绝不会因一句话而介怀，可能人家也误会他。

李嘉诚

作者：胡舒立 王烁

我的全球化投资心得

问：你是投资全球化较早和最成功者的华人之一。你怎样在全球作战略布局？

李嘉诚：集团现在全球52个国家有投资和营运，除了香港与内地和亚洲区外，还遍及中东、欧洲以至远及美加、中南美洲。旗下业务主要包括基建、零售、能源、电讯、地产、酒店及货柜码头等。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的不同行业的表现各有其循环起伏，有助集团平衡营运风险。

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和选择，实在令人应接不暇，但同时作为一家国际性综合企业和负责任的上市公司，必须留意投资国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变化，对经济发展循环及业务回报条件要抱有高度警觉，我有百分之百的责任去保护股东的利益。

公司自1980年代起已开始海外投资，因为当时我知道香港的几百万人的市场发展规模是有所限制的，今天证明这决定是健康的。例如我们全球的零售店铺有12000家，其中香港只占600多家，假如在香港多开300家，就算是增加就业，但批评将不绝。目前和黄的香港业务占全球投资比例约15%，长实在香港的投资占全球约三分一。

过去多年来，公司在许多国家都是当地最大的投资者之一，例如加拿大、英国、澳洲、荷兰、意大利、瑞典及奥地利等。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明白，为营商者提供稳定的政经环境是非常重要，商业发展成功才能为社会带来就业及繁荣。一直以来，我每天都会检讨集团的投资和营运策略，生意规模大小及资产布局，视乎业务所在地区或国家的政经状况而决定。

集团以香港为基地，绝对不会迁册。我们常常积极寻找香港的投资机会，然而因政府的政策很多时候令人消化需时，故我们在港的投资步伐或未如其它国家地区那么快。集团继续保持一贯稳健务实的作风，确保在多变的经济环境下，业务仍能保持佳绩。

问：你旗下集团近年在欧洲市场大举收购能源公用行业。业务重心向欧洲市场倾斜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李嘉诚：欧洲经济复苏迹象越见明显，其中德国预期2014年的GDP会有1.7%的增长，至于北欧其它多国的增长都是乐观的（根据欧盟数字,今年第三季欧元地区（EA17）及欧盟（EU28）的国民生产总值,按季升0.1%及0.2%；与去年同期比较,欧盟（EU28）更是上升1%（，连情况较差的希腊，GDP“负增长”亦有放缓，因而集团在欧洲的业务前景是可以说审慎乐观。

　欧洲各国本身亦拥有很完善的法律制度，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给予内地及香港人不少投资机会。

集团在瑞典、丹麦、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等均经营业务，生意挺好。如北欧的几个国家，经济非常好，现在的奥地利比德国还要好。集团2013年在欧洲赚的钱已比2012年多，相信2014年在欧洲赚的钱还会比2013年多。

我们在法国有业务投资，但不是非常大，有一天法国一位部长与人数不少的随行人员来港与我见面，问我为什么在英国有这么多投资，而法国则比较少？我说，我在英国做的事在你们法国做不来的：第一，英国的税率是20%，你们的税率却是全欧洲最高的；第二，按英国的法律，今天企业控告政府，输了，明天再来投资，英国政府仍会欢迎；第三，法国经济差，但无法调整欧元的汇率，英国政府需要时可以将英镑汇率下调，缓和经济问题。

问：环顾全球，正处在一个关键的不确定时刻。美国QE正在退出；日本搞安倍经济学，三箭已发。中国、日本、美国，这些重要的经济体都在关键时刻，只要有一个发生问题，影响都是世界性的。所有这些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反馈，这是当前投资者面临的复杂现实局面。你有什么建议？

李嘉诚：先说美国，美国面对问题也不少。本来，随着页岩气和石油这些天然资源业的发展，对美国经济是有利的，美国的科技和教育的多元竞争力是领先和灵活的。美国宣布短期间可于页岩生产的油或天然气，可令美国有足够的能源自给自足，但在过去的两三年间，专家们持有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不容忽视。虽然有人相信美国的能源将能够纾缓美国部份赤字问题，但现在不少人对此大有怀疑。

至于日本，跟随美国大量印制钞票，制造通胀，有利出口，但日本面对资源欠缺和人口老化的威胁，其制造业的劳工平均年龄是40多岁，而韩国是30多岁。

中国的新领导层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策，将能引领国家走向正确和辉煌的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才是最大的经济试验。三十年来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沿途纵然有波折，领导人无畏无惧，坚持走改革开放道路。这种决心，对美国和日本当下面对的困局，是可以借鉴的。

美国经济较欧洲容易复苏，美元仍属世界第一货币，对于人民币，改革路途无论有多困难，只要能够自由兑换，国力就会更强大。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别人要沽空并不容易。因此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对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

美国负债大，财政问题不容易解决，赤字不断增加，不过美国可以印钞票；日本的国民爱国，也通过印钞来改善经济，但其经济根基不及中国；如果中国能实现自由兑换，那么这个地图就更大了。

新的科技，你一定要马上抓住

问：过去几十年，香港地产是一个大机会，然后全球化是一个大机会，中国市场爆发是第三个大机会，这三个机会你全都抓住了，下一个大机会是什么？

李嘉诚：无论美国，以至全球，都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科技对劳动力带来的挑战。基层劳工的边际劳动力可以是零的。

每间公司都花尽心思提高竞争力，用科技、用数据开源，那么如何节流？随着产业机械自动化，劳动力需要越来越少，一些工种的失业情况只会持续增加，这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唯一出路就是靠投资教育，推动改革，培养下一代懂得解决问题、懂得沟通等计算机不能取代的能力。产业有两种，传统事业还是会有的。至于新的科技，你一定要马上抓住。

问：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问题有很多争论，很多人认为AB股制度或者阿里巴巴所称的合伙人制度，不利于保护小股东权益，也有很多人支持马云的看法，认为唯有创始人才真正关心企业的未来。作为一名杰出的商业领袖，你是如何看待企业创始人与投资人的关系？怎样的治理架构才能保持企业的良性发展？

李嘉诚：首先，对于港交所的决定和运作，不作评论。另外，马云先生年轻有为。对我们民族来说，最重要是代代有杰出企业家，能够投资社会，推动社会进步。见到成功的中国企业家，我内心只会为他们鼓掌打气。就如朋友打高球时又远又准，我们也会高叫一句：“好球！”

问：提到马云，他前段在香港见记者时说到，如果上市成功，阿里巴巴市值比香港四大地产商加起来还要多，香港这套做法已经过时。你怎么回应？

李嘉诚：年轻人、中国人有新的做法，真的是好事，我们需要多一点人才，这只会更好！绝不会因一句话而介怀，可能人家也误会他。

问：你在新科技领域有很多投资，如何点评全球最近一轮的互联网企业并购潮？

李嘉诚：我个人认为，今天科技领域推动着各行各业实际的改变。我跟很多年轻创业人交谈的时候，发现他们有股很大的热情，改变着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他们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若今天这个行业能重新开始，我们会以今天的模式运作吗？”以科技改变运作的方式，是很大的动力，特别是那些能带给现状更高效，更精准运作，更价廉物美的选择！各行各业，都要对运作上的改变高度注意。

我很明白天天要担忧生活的感受

问：民粹主义近年在香港开始出现。背后根源是什么？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

李嘉诚：全球均要面对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这对各个政府来说，是颇为困扰的，但切忌“情绪政策化”，因为这是个大滑坡，会造成恶性循环。

我自己是穷出身，经历家徒四壁的滋味，这是刻骨铭心的。我很明白天天要担忧生活的感受，滋生民粹乃人之常情，但社会的重点是如何解决问题，而不要停滞在愤怒情绪的阶段。

面对社会基层问题日渐复杂，只从扶贫的思维出发，是解决不了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很遗憾，不少政客只会推波助浪，结聚愤怒，视之为得到选票、得到权力的平台，比聚焦解决社会问题更重要。如果社会因为太多纷争而停滞不前，经济发展政策没有朝气，对任何阶层，都没有好处。

要实现社会向上流动，解决跨代贫穷，教育改革是必由的，投资教育失当、推行教育改革不当，是对未来的一种罪行。面对科技日新月异，工业化替代力日强，精准自动化，给“生产队伍”提供再培训，已是刻不容缓。

香港在创新科技的投资和发展，一定要急起直追，因为科技主导未来，高质素和创新的工业尚有发展空间，社会要创富，要机会多元，才可纾缓贫穷问题，这些应是政府领导层份内所应为的事。近年澳门的博彩业越来越旺盛，为香港带来不少工作就业机会，例如酒店业、装修业；但只看香港失业率3.3%，便认为改善就业结构和提高素质是非迫切，这等同在制造明天的问题。真正优质的就业环境，应该让每个人的能力，在多元产业下得到最大的发挥。

问：现在的香港，任何的一个小问题都会被扩大演变成社会的矛盾和问题。你认为怎样才可使香港社会向良性的民主过渡？

李嘉诚：关于良性民主过渡，我经常认为，有权利选择，是一种福份。

何谓良性民主？任何机制的讨论，都先要有定义。我认为，健康的民主社会，讲求法治、包容和多元。如果一个社会思维封闭，民主制度的作用也不大，也不会让社会更加开放。我们要在社会责任和权益之间取得平衡，不能只看重权益，轻视责任。你知道香港有多少人交税？根据香港税务局资料，（2011/2012年度）5%人口承担了91%的薪俸税收。

近年经济学有一热门讨论，就是“边际生产力”（Marginal Productivity）可以是“零”，提出的经济学者Tyler Cowen认为，受薪者的收入与福利与其能产出的经济效益不对称，是今天经济复苏下失业依然高企的原因之一。据闻有些外国大企业今天聘用高管，面试问题之一包括“你曾否有裁员的经验？”简言之，科技带来的替代性挑战更明显时，企业为了竞争力，只能投资效率和聘用高质素的员工。

因此，我多次表示，不介意政府适当地向商界增加税项，例如增加0.5%商业税，只要定点用于对持续教育和再培训的投资，协助提高本地的就业质量，增加年轻一代向上流动的机会，我是支持的。我也赞成政府对小企业或特别新科技行业特供低税率或免税待遇，以鼓励这些行业的发展。

问：自从香港回归以来，经历了商人治港、公务员治港，以及专业人士治港几个阶段。管治当下的香港，应由哪些问题重点切入治理？香港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方面，你认为面临最急迫解决的是哪些？香港的治理人才，应具备哪些才能与素质？

李嘉诚：关键是“制度治港”“法治治港”。法治社会，就是能够制约和监督当权者的权力。

我要重申，香港步入经济转型，传统工业式微，服务业和金融业取而代之，专业机会不足便影响上流机制，基层劳动力需求大又未能满足，供求失衡，贫富悬殊特别明显。

香港如何提高长远竞争力，是关键所在，政府推政策时，须经深思熟虑。大家都知道我有投资一些创新科技行业的以色列公司，在洽谈过程中，以色列政府有一建议，令我很感动。他们跟我说，“对于科技技术显著，前景明朗的公司，从商业策略考虑，你们当然可以很快拍板投资；相对于一些公司，你在考虑与不考虑之间，我们政府会以政策鼓励你作出投资，政府甚至愿意也参与投资，但只出任没有话事权的共同股东，以分担你的风险。”

我问他们，不怕被批评“官商勾结”？他们说：“这是我们存在的原因，要为我们国民提供机会，就需要投资社会。”当时我很感动，我想，假如在香港这样做，一定有人会不分青红皂白，争先痛斥一番。

一个有责任，有魄力的政府官员，应该抱着“输了就是赢”的心态，只要政府投入资本，即使未有回报，也会产生社会效益，这已经赢了，因为这样才可以推动商界参与，启动产业齿轮。社会怎会不认同一个真诚为社会、为百姓服务、懂得处理与各持份者关系的领袖？一个对事情看得透，对民情敏感度高，连微细变化也能抓住，知道如何好好运用资源，怎会不受欢迎？

制度民主化，商人地位，只会更健康

问：有人说，香港是商贾的香港，是四大地产家族的香港，是执政精英通过吸纳经济和金融精英参与来控制社会的模式，但这种模式在2017直选大望之际被动摇。你如何看香港过去几十年的商界垄断和政商关系的演变？

李嘉诚：不清楚何谓四大家族。集团旗下业务，99.9﹪也需要与同行剧烈竞争的。惟一被视为垄断的，是公用事业，除了我们的港灯，还有中电。港灯是我们买回来的，亦都受到政府利润管制协议的规管。

香港仍然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要真正解决经济问题，不能只批评商界，一定要对症下药，“造大个饼”，增加机会，才可健康发展。

问：你是否认同香港巨商阶层的黄金时期已经结束的判断？是否会成为香港民主化下一步的主要受损者，执政者与底层夹击的目标？

李嘉诚：香港有很多不同类型和规模的企业，都是“踏足香港，心怀内地，拥抱四海”的。香港有大量资金自由流动，只要企业有持续竞争力，对于从商者，黄金机会永远是靠努力创造的。

制度民主化，商人地位，只会更健康。香港政府，没可能不继续支持商人，使经济持续发展。一个有清晰思维的领导，就会明白，只有缔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才可做大做强，推动经济，就如习近平主席坚持改革开放，将会带来更多奇迹，为国家经济开创康庄大道；他亦重申，深化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富足，对推动良治的坚持，将燃起人民的希望和信心。

在全球一体化下，国与国之间竞争越趋激烈，科技不断创新，社会要有健康流动，就一定要投资教育、创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