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宋晓梧 现阶段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十分严重，在计划经济下，我们把企业办得像政府，现在是把地方政府办得像企业。其竞争角色极大扭曲了市场配置机制，付出了过高的资源环境成本 政府与市场的定位是老问题了。实际上政府越位、错位、缺位这3个问题在地方政府层面表现得更加突出。现阶段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十分严重，很多地方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充当市场中重要的竞争主体，搞得有的地方县长像个公司经理。在计划经济下，我们把企业办得像政府，现在是把地方政府办得像企业。 不可否认，地方政府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现在它们的竞争角色极大扭曲了市场配置机制，付出了过高的资源环境成本。在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局限性日益显现。 比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行业都是产能过剩。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用低价供应用地、税收返还、压低水电价格等优惠措施，推动企业在本地区盲目扩大产能。而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有时会放宽对环境的保护。另外，地方政府为了满足投资冲动普遍采用非常规的融资渠道，带来了债务隐忧。 新阶段改革的关键，我建议从几方面逐步破题。一是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取消地方政府GDP、投资等考核指标，以利于全国政令统一、市场统一，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各地市区域是否协调发展的主要考核指标。 二是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事权财权，按照公共财政框架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职能，落实与之相匹配的财力。尽快把各级政府间的财税关系、责权划分等基本制度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限制中央政府部门的自由裁量权，杜绝“跑部钱进”的弊端，同时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三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解决当前存在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是依靠一个更全面、更精致、更强制的政府行政干预，还是构建更广泛、更灵活、更和谐的社会协调机制？答案是明摆着的。 (本报记者熊建根据人民政协报首期财经智库沙龙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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