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陕西渭南，产妇董某和女儿共同抱起被解救男婴。母家亮/CFP 近日，陕西富平县曝出产科医生涉嫌拐卖婴儿，此事令人惊惧。基层医卫制度及传统人际伦理由此蒙上的阴影，短时间内恐难消除。惟有严查、法办，并以此契机建立广泛而周全的预警防范机制，方能修复被击穿的底线。 7月16日，一村民在富平县妇幼保健院分娩后，该院产科副主任张淑侠以“婴儿患有先天性疾病”为由，诱使家属放弃对婴儿治疗并交由自己处理。次日，张涉嫌以两万余元将这名男婴卖给山西一贩婴团伙。其后，家属质疑婴儿被拐卖，向警方报案，由此牵出数年间多起类似事件，均由张直接“说服”家属放弃婴儿。 可怕之处在于，其一，据当地百姓说，“县上就这一个专科医院，不在这生孩子又去哪里呢？”而在保健院许多人看来，张淑侠是富平县妇产科“最权威的专家”。这样一位“专家”告诉家属，孩子感染了梅毒、乙肝，“不是正常人，不如趁早了结”，甚至以“会传染病毒”为由不让父亲靠近新生儿。同样，在2006年，她告诉一名新生儿的家属，“你的娃有病，生殖器有问题，治不好”，从而诱使家属签字“自愿放弃孩子”。2007年，她让人放弃新生儿的理由则是“先天性心脏病”。 其可怕之处之二，一个产科副主任居然能“只手遮天”。在专业的妇幼保健院内，对新生儿的诊断、处理，对家属的告知，包括最后说服家属签字，这一系列环节，基本由张淑侠一人就能完成——竟然没有其他医护人员的介入和监督！院领导，不知情；科主任，不知情；同事，不知情。“此前确实没发现蛛丝马迹”——多么匪夷所思。 一般的县城居民或周边村民，显然不具有足够的医学知识，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妇幼保健院及院里的专家，是他们在生育这一重大问题上唯一可以依赖的对象。也就是说，相比于医院聚集的大中城市，小城镇居民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自我保护能力更为薄弱。但现实恰恰是，小地方的医卫制度执行情况、医护人员医德监管情况，远远落后于大中城市。最弱势的人群遭遇最孱弱的制度守护，悲剧由此发生。 据报道，张淑侠以前曾担任过产科主任，2009年因逃避抢救一名大出血的产妇，被撤销主任职务、停职半年，今年却又被提拔为产科副主任。医生是具有守护社会底线意味的特殊职业，医德考评理应“一票否决”。带有劣迹者上岗，恐难给病患者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这一事件的可怕之处尚有其三。媒体采访多个受害家庭，发现他们均与张淑侠有密切交集。最新的受害家庭中，新生儿的爷爷是张的同村小学同学，因此对她“比较信任”。产妇分娩当晚，张淑侠并不值班，是这位爷爷打电话叫她来医院的。2006年的两桩旧案中，一名婴儿的奶奶是张的同学，同窗4年；另一名产妇的邻居是张的妹妹，妹妹还专门给姐姐“打了招呼”；2007年的一桩旧案，受害家庭也是托了张的“关系”才进保健院的。 在县域“熟人社会”中，这样的人际关系本是让人放心、感到安全的伦理纽带，然而张淑侠的行为彻底颠覆了这种温情，撕裂了人际间的基本信任。由此造成的恶劣影响，恐不亚于医卫制度失守。 这固然是一起极端个案，但它击穿了制度和伦理两条底线的设防，因而其警示必须超越个案，开启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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