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多月来，新一届党中央求真务实，所承诺和推进的改革抓住了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广大老百姓的真实诉求，开启了值得期待的新局面。”3月12日，作为长期从事改革实践并致力于改革研究的老同志，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十一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邵秉仁接受了《瞭望》新闻周刊采访，忧怀紧迫现实，寄望改革前景。
“当前的改革要实现突破，必须抓社会矛盾最突出、老百姓怨气最大的难题。”邵秉仁认为，十八大以来，开局几步棋走得很不错，在治理反腐问题上赢得了民心、树立了党的威信，老百姓对之寄予厚望，“任何一个国家和执政党，其政权巩固的基础在于民众，必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民主、生活富足和社会稳定等基本诉求。” 面对改革新形势和新挑战，邵秉仁寄语改革决策者们，第一，要有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己任的大胸怀和坚定信念。像小平同志那样，就是要改革开放，就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老百姓富起来、国家强起来才是根本；第二，要善于吸收各种不同声音和意见。要有容得下直言真话和吸收借鉴一切智慧并敢于借鉴尝试的气度和胸襟，“魏征敢谏，太宗纳言，方得盛唐。”
改革要抓主要矛盾 在邵秉仁看来，“改革从哪里切入？应该从老百姓不满最多、呼声最强的地方切入，这就是抓主要矛盾。” “现在，根本问题就是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约束，没有简政放权。”多年来，他觉得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方面搞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政府几乎包揽了所有社会事务，垄断了大部分资源分配，“但社会舆论对腐败分子借此造成的社会矛盾和恶劣影响，不仅是痛恨个别贪腐者，最终必将把矛头指向政府和执政党，从而损害党的执政基础。” 因此，邵秉仁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从反腐败开始，建立健全党内和全社会的民主监督制度，依靠监督机制约束权力。一是权力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这是依法治国、依法理政的题中之义；二是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三是权力运行必须符合国家的基本体制。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设置权力，而不是政府包揽一切，“从这些方面设立反腐败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才能巩固执政基础，才能赢得民心。”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邵秉仁的判断是，主要矛盾就是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从分配制度改革切入，涉及到财税体制、垄断行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比如垄断行业，因为获得了大部分政府控制的资源，在价格、生产资料和项目审批等方面具备很强的政策优势，在当前市场经济仍然不完善的环境下，容易造成市场扭曲，壮大垄断实力，强化垄断地位，拉大与其他行业的差距，挤出社会投资和民间投资。 这位原电监会副主席认为此次大部门制改革中电监会的撤并，根本原因就是电力行业没能深化市场化改革。在其看来，监管是相对于市场而言的，“电监会履行电力市场监管职能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电力的市场化。但电力市场竞争主体改革十多年来依旧不完善，发电端多元化了，供电端没有放开，电网公司又买又卖，都是其说了算，仍然是一个行政垄断市场；第二个前提，就是要赋予应有的监管责任。资源分配和价格也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而不是继续归国家发改委，或者是归新组建的国家能源局。政府分配资源和插手微观经济活动必然扭曲市场。”
核心是政府与市场的界限 “体制就是架构和基本规则。这种架构的搭建，要符合市场要求，还要符合执政高效率。无论什么部门，只是一种组织形式，根本点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得搞清楚。如果政府职能不转变，再合也无用。”根据自己的改革实践经验，邵秉仁在肯定大部门制改革积极性的同时也提醒说，“机构变化不是根本，根本在职能，其中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关键。” 比如，电监会与能源局合并，如果电力和能源价格的监管责任不交给能源局，局面依旧。即使交给能源局，由发改委审批变为能源局审批，是权力的再分配，不是资源的优化，仍然解决不了电力行业的垄断现状。在其看来，不管成立什么部门，最终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而不能由政府直接插手。 “政府能不能按照市场要求，退出不该管的领域，这是最核心的问题。价格形成要符合市场规律，按照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走向。完全靠政府审批，肯定要扭曲市场，就会带来寻租。”他分析说，为了减少政府机构数量，撤销几个正部级单位，老百姓并不关心，真正关心的是政府能不能高效率运行、能不能顺应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 他认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涉及的问题很多，但可以先从三方面入手： 其一，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国有资产、政府与事业单位、政府与社会组织等四方面关系，改变全能政府的定位，向建立公共政府方向过渡，凡是市场能够解决一律交给市场。除涉及民生公共事业外，政府管理国有企业，主要是管资产，通过市场手段推进资产的优化配置，特别要让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的行业退出，将国有资本收益划转到社会保障和其他公益事业，回归国有资产全民性和公益性。通过改革切断政府和事业单位之间的联系，使其在市场中独立运行，切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联系，避免社会组织行政化。 其二，把资源分配最大限度地交由市场，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首先，宏观调控绝不等于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去配置资源，而是要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政府运用价格、利率等经济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适当调控；其次，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一样，都是市场经济中平等的主体，都有权参与、享受资源的利用，政府赋予国企行政资源需要破除；再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摒弃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回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来。 其三，最大限度减少政府行政性审批，彻底转变政府的职能。每一届政府都曾经要求减少行政性审批，但是收效甚微，以往的教训是每一次延长行政性审批，几乎都是减小不减大，保留权利，放弃职责或者先减再慢慢恢复，或者是备案核准变相保留审批权。这方面已经很难靠相关部门自己去改，必须以立法的形式设立行政审批立项，这是建立反腐败机制的重要一环。
顶层设计的关键点 邵秉仁认为，“从发展规律而言，改革或者是变革，都是社会矛盾倒逼作用下自下而上的结果。但就具体操作而言，任何领域的改革成败决定于自上而下的决心、探索和顶层设计。” 首先，改革总体目标要清楚而笃定。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指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这意味着改革的市场化基础取向决不能动摇。 其次，改革操作的顺序设计不能是先易后难，而应该从当前影响执政威信最大、老百姓最关心的改革领域入手。所谓改革先易后难的操作，把难题留给后届政府的同时，也在加剧积累社会矛盾，恶化改革环境。邵秉仁举例说，相反，去年底中央提出八项规定后，党政作风为之振刷，立刻赢得了老百姓的赞誉，“只要从老百姓最关心、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切入，任何一点动作都能获得民心和拥护，可以为改革深入大大腾出时间、空间和宽容的社会舆论环境。” 其三，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的相互协调共同推进。“改革初期那种单兵突进的形态很难再现。”他举例说。政府机构职能的转变，涉及政府简政放权、制约部门利益、减少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以及放开社会组织管理等等，必须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体制改革的协调推进，不可能依靠某个单独领域的改革所完成。 其四，顶层设计需要改革的总体协调机构。邵秉仁认为，从改革全局来看，强调改革顶层设计，就不可能没有一个负责整体改革设计协调的中央决策机构，“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需要大量且长时间的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科学咨询和试点推行，而且改革措施的制定全过程必须基于大局意识和全局利益，这就要求建立一个没有自身利益、能够站在客观中立角度、清廉公正的改革参谋部门。” 其五，改革要有试点权，要允许试错。他总结过去三十多年改革成功经验认为，一定要赋予改革部门试点权，而且还要允许其试错，绝不能把试点框死，“试点方案一旦确定，试点权利要全部交给试点单位，允许其突破现行规定，允许其出错。如果按现行规定约束试点，就不叫试点。这是过去十年改革中，特别需要吸取的教训。” 其六，改革需要因地制宜。在邵秉仁看来，当前发展差距和利益格局日益复杂多样的现实下，像改革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改革越来越少。比如，收入倍增和社保全覆盖，地区和城乡差距决定了必须因地制宜设计不同地区的分配改革和社保改革。“只要在版图统一、党的领导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统一的大前提下，在中央改革统筹机构指导下，完全可以将改革试验的权力交给基层政府，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去试、去闯。”他认为，这是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创新精神的源头所在。(记者王健君 实习生 晏齐宏 张丹枫)
